六十年代，一个初秋的早晨，阳光透过糊着泛黄窗纸的格子窗，洒在青砖地上，映出斑驳的光影。

张泽帆就是在这片光影中，从一阵剧烈的头痛和心悸中挣扎着苏醒过来。

　　他缓缓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陈旧的房梁，上面结着些许蛛网。

身下是硬邦邦的土炕，铺着一床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薄被。

　　屋子不大，四壁空空，除了一个掉了漆的旧木柜，一张摇摇晃晃的方桌和两把条凳，再没什么像样的家具。
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老房子特有的、混合着尘土和淡淡霉味的陈腐气息，还有未散尽的、劣质白酒的刺鼻味道。

　　张泽帆撑着身子坐起来，太阳穴突突地跳着疼，喉咙干得冒烟。

　　他环顾四周，那种只有在老照片和历史纪录片里才能看到的、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贫穷景象，让他一时有些恍惚。

就在这时，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，如同决堤的洪水，猛地冲进他的脑海，带来更多尖锐的痛楚和纷乱的画面。

　　红星轧钢厂……厨师学徒……月薪十七块五角……离婚……醉酒……

　　记忆的碎片渐渐拼凑完整，他，或者说这具身体的原主，也叫张泽帆，是红星轧钢厂三食堂的一名学徒工。

两月前，和他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李秀娟。

　　在院里那位德高望重的聋老太太持续不断的“关心”和“劝告”下，终于和他离了婚，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座四合院，离开了四九城，据说回了南方老家。

　　离婚的导火索，表面上看是夫妻俩结婚几年没孩子。

但原主记忆里最清晰的痛楚，是聋老太太那看似慈祥、实则刻薄的话语，一次次“无意间”飘进李秀娟的耳朵里。

　　“小张这孩子，看着挺壮实，怕是……身子骨有点暗疾吧？不然咋这么久了，还没个动静？我们院里的傻柱，人虽叫傻柱，那身板才叫一个结实，心眼也实诚，跟着他，吃不了亏，将来养老送终也有人指望……”

　　老太太算计得精，她看中了李秀娟的温顺和勤快，一心想撮合她跟自己的“养老人选”傻柱，把李秀娟留在院里，拴在傻柱身边，这样她晚年就更多一层保障。

　　为此，她不惜捕风捉影，甚至编造谣言，说原主身体有毛病，不能人道。

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闲话对一个大院里的年轻媳妇来说，压力是巨大的。

加上院里其他人，或明或暗的议论，李秀娟从最初的辩解，到后来的沉默，再到最后的绝望。